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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的长征不朽的传奇兴国老红军红军失散人员
发布时间: 2019-08-12 来源:阿诚 点击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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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,激励红土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,2017年,由赣州市委宣传部牵头发起,组织我市媒体记者和作家,实施了“最后的红军”口述史抢救性记录工程,采访了60余位赣南籍长征老红军和红军失散人员。现辑录整理部分尚健在的赣南籍老红军、红军失散人员的专访录音,再现当时采访情景,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长征故事,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  曾广昌说:“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,就是中国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。”

  王承登是1934年12月加入中国的,已有80多年党龄。“战争在我身上留下了多处永久的印记,同样难以磨灭的,是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坚贞、忠诚和信仰……”王承登说,哪怕风云变幻、岁月漫长,信念从未更改。

  袁光兰说,12岁那年,红六军从他家门前经过,他没和家人打招呼,就跟着部队走了,成了一名“红小鬼”。1934年10月,他所在的红三军团经历了大小10余次战斗后,从石城保卫战撤离,经观下、屏山开往宁都固村一带进行整顿、补充和军政训练。两天后,从固村出发,经固厚、长胜等地向于都集结,开始战略转移。当记者问起长征途中哪场战役印象最深时,袁光兰说,湘江战役、会理战役和翻越雪山都令他刻骨铭心。

  1936年,在瓦窑堡战役中,一颗子弹从王承登左眼下方打进去,又从右耳穿出来。“昏迷倒地的我是侦察员从死人堆里‘捡’回来的,是陕北的乡亲们用小米汤喂养我,治好了我的伤。长征路漫漫,每天都走啊走,我满脚是脓疮,咬着牙、忍着痛,终于走完了。”这一路靠的是什么?王承登说,靠的是硬骨头,靠的是顽强意志和革命信仰。

  “红三军团在长征开始时为右路前卫,至湘江战役变为左翼,一直与红一军团担当主力,肩负着突围挺进、保卫党中央的重任。湘江战役时,上有敌机,前有重兵和大炮,但我们率先突入广西,控制了界首渡口。为守住阵地,我们与敌军持续作战三天三夜,今天敌军占住山头,明天我们又把它夺回来。最后,我们虽完成了守卫任务,但在惨烈的拉锯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。湘江水都是红的……”说到这里,拄着拐杖的袁光兰一动不动,沉默了许久,眼睛湿润了。

  “长征开始时,我们这批刚毕业的学生跟着中央卫生部走,经常见到、朱德、周恩来等领导人。到湖南后,我们就被分配到各战斗部队,我成了红一军团2师4团卫生队队长。红4团是2师的前卫,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先遣团,每场战役伤亡都很严重。为顺利渡过湘江,我团奉命占据了敌军进入湘江的咽喉要地觉山。面对敌人飞机的轰炸、十几个团的总攻,我团将士英勇战斗一天,终于守住了阵地,但伤亡严重。看着伤员们血流满身,我心如刀绞,带着卫生员一一给他们包扎上药,整个晚上都没合眼。其中一名头部、胸腹部都被炸伤的伤员是我的兴国老乡,我一边抢救一边喊着他的名字,可他还是牺牲了!”

  那个秋夜,朱万陵所在部队从于都西门塔脚下的渡口渡过了于都河。“我们一路向西夜行,一路不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。赣县王母渡至信丰是第一道封锁线,在信丰新田、古陂,我们打了胜仗。之后,进入湖南汝城、宜章,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。接着从郴县、良田、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。又从广西兴安、全州之间突破第四道封锁线。”

  曾广昌擦拭着眼泪说,湘江战役是打得最苦、红军牺牲最多的战役,江水都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。他忍不住向干部团团长陈赓申请,要去上前线参战,可陈团长不同意,说党培养一名红军医务人员不容易,一定要发挥技能,像傅连暲院长那样全力保障好红军的医疗救治,为保障红军战斗力作贡献。

  回忆长征,钟珠瑞说,过雪山时,如果没有“长征四老”的救助和鼓励,他就没命了。

  “作为一名卫生队队长,长征途中最痛苦的就是没药!土城战役时,红4团与敌军进行了反复争夺和白刃战,有三四十个重伤员需要锯胳膊、锯腿。可我们没有,连消毒的酒精也没有。我只能用从土豪家中拿来的烧酒为伤员消毒,同时把伤员灌醉,醉后进行手术……那半个月,卫生队员们忙得连背包都没离开过肩,实在困乏就坐着打个盹。”曾广昌动情地讲述着,泪流不止。

  曾广昌说,他是个幸运儿!一个目不识丁的13岁穷崽,因为红军来了,被送进了列宁小学免费上学;16岁参加红军后,被送往宁都青塘后方第二医院学习,当看护生;17岁又被选送到位于叶坪洋岗下村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,而且是跟医术高明的傅连暲、李治等老师学习,自己的成长全靠党的栽培,党的恩情大如天。

  朱万陵沉思良久后,突然开口唱了起来: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;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!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,要为真理而斗争……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!”他边打拍子,声音也随之越来越大,越发有力。

  “翻越雪山时,我被抽调去收容队,对掉队的伤病员进行急救处理,并对沿路牺牲的战士进行身份确定和登记。过草地时,我一直在后面。我在烂泥潭旁救了一位同乡战友,他患了水肿病,没力气走路,我就一直搀扶着他,还每天把袋里仅有的一点点炒米面分一半给他,他也把一块挡雨御寒的油布分了一半给我。就这样,我们相拥着跌跌撞撞前行。就在离走出草地还有3天路程的时候,他还是没坚持住,牺牲了。当时我哭得十分伤心,如果能熬过这3天多好呀……”

  ★袁光兰:1918年9月出生,兴国县崇贤乡人,长征老红军,上校军衔。1930年加入青年团,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;先后参加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历任战士、宣传员、班长、指导员、团政委、邢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、省军区“五七”干校副政委、邢台军分区顾问等职。

  “1934年,我所在的胜利县独立团并入了二十三军,后又缩编为粤赣军区二十二师,我在卫生队当卫生员。由于在一次全师射击比赛中,我用步枪3发子弹打了29环,得了第一名,在接下来的战略转移中,我被上级调去红星纵队中央干部休养连,给董必武同志当勤务兵。当时,在中央干部休养连的还有徐特立、林伯渠、谢觉哉,他们3人和董必武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4个人,后来被誉为‘长征四老’。”

  抚今追昔,袁光兰感叹道:“伟大的长征,难忘的记忆。长征的故事实在太多!长征,不仅仅是二万五千里的路程,也不仅仅是两年的跋涉,那是一群勇士承担起了创造中国光明未来的历史重任!岁月永远不会淡忘长征路上的革命英魂,后人一定要记住他们,一定要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。”

  说起爬雪山,袁光兰苦笑着说:“翻越夹金山前,大部分战士都没见过雪山,包括我。白茫茫的世界,想想多美呀,其实并不美好,越走越感到空气稀薄,呼吸困难。当时我们穿的还是单衣,还有人打赤脚。到半山腰时有些战士实在走不动了,一坐下去,就再也起不来了。当时,我还身负重伤,被炸伤的左眼裹着绷带,脑门上还有没取出来的弹片,走起来力不从心,领导和战友都很照顾我。军团长彭德怀对我特别关心,他看我实在走不动了,便跳下马,把缰绳递给我,‘小鬼,来,骑上马走!’说着,把我抱上了战马。我哪里能让彭老总走着,自己骑马呢?走了一会儿,我说什么也要下来,最后彭老总只得让我拽着马尾巴走。就这样,我拽着彭老总的战马,顺利地爬过了雪山。”

  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,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一提起1934年广昌保卫战、驿前战斗之后的长征,王承登便激动地朗诵起了毛主席的《七律·长征》。他说,这首豪迈乐观、令人振奋的诗句,就是长征最真实的写照,彰显了中国人舍生忘死、不怕牺牲、对革命必胜的信心。没有信心,就走不出草地、爬不过雪山。

  朱万陵眼眶湿润着说:“白军有堡垒、大炮、飞机,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,好多战友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倒下了。打到入秋,我们按照上级指示,从驿前撤到于都,开始战略转移。那个时候不晓得这叫长征。”

  朱万陵说,1935年初他们攻进遵义,并在土城、青杠坡战斗后,一渡赤水,进入川南,集结扎西。接着,折回二郎滩二渡赤水,占领娄山关,又回师遵义。转来转去,又在茅台镇三渡赤水,进入川南。而四渡赤水后,又折回贵州。“当年4月,进入贵阳境内时我是排长。贵阳战斗中,敌军飞机一直追逐轰炸,为了掩护大部队通过,我们同敌军苦战三天三夜,又冷又饿,弹药补给又缺乏。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,我身负重伤,并大口大口吐血。连长把我托付给一名老乡,给了他钱,叫他找个医生来救我,并握着我的手对我说,你伤好了,自己来找部队!然后转身就走了。”

  在翻越夹金山时,王承登和战友们冒着严寒向上攀登,大家穿着破旧的单衣,草鞋裹满冰雪,有的战友跌倒了,就再也没有起来。过草地时,他一脚踩入泥潭,水很快就淹没过腰,路过的两名战士躺在泥地上拉了他一把,才让他死里逃生。

  钟珠瑞说,走进茫茫草地,用了五天四夜才走出来。晚上,董老躺下后都会蜷缩双脚,让出一小块位置,叫他也睡下。哽咽良久,钟珠瑞说,在长征路上,他没能很好地照顾董老,反而是董老照顾着他,至今都让他感到万分惭愧。

  提起董必武,钟珠瑞情不自禁地流着泪说:“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,我们遇到一条雪水融化成的冰河,我牵着马往前一跳,没想一拽缰绳,马受惊了,把我往回拉,我跌落冰河。水很急,一下被冲出五六十米。董老急坏了,可无能为力。恰逢毛主席担架队的同志们过来了,3名担架队队员手拉手,把我拉了上来。我冻得筛糠般地坐在地上,半天起不来。董老就把我扶上他的马,继续往前走。翻越第二座雪山时,山上下雪,山下下雨,我冻得发抖,走着走着腿不听使唤,迈不开步子了,我哭着跟董老说,我走不动了,你们别管我,先走吧!‘长征四老’围着我,鼓励我坚持下去。董老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热水给我喝;林伯渠从口袋里摸出万金油,往我腿上抹;谢觉哉从怀里摸出一小块生姜塞进我嘴里;徐特立也摸出一根干辣椒叫我吃下去。过了一会儿,我身上有了热气,血脉开始流通,腿也迈得动了。”钟珠瑞说,“长征四老”救他这一幕令他终生难忘。

  几个月后,朱万陵伤好些了,就去找部队,可到处打听都没任何消息。1938年春,朱万陵靠沿路帮人打短工返回家乡。

  ★曾广昌:1915年2月出生,兴国县崇贤乡太平村人,长征老红军,上校军衔。1929年参加儿童团;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在宁都青塘后方第二医院当看护生;1933年,在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;长征时,任红一军团2师4团卫生队长;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长、山东济南第六野战医院副院长等。

  一见到记者,说起长征,袁光兰不由摸了摸额头,微笑着说,围攻会理时,敌机的轮番轰炸让他左眼失明了,脑门中间的一块弹片至今还在。

  ★钟珠瑞:1917年10月生,于都县桥头乡人,长征老红军,上校军衔。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随后加入中国;1934年参加长征;到达陕北后,先后在中央行政管理局、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;1946年在东北民主联军、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负责粮秣、军械工作;1957年任广州军区军械部副部长。

  “湘江战役后,师部撤销,我从师部政治部调到第十三团。二渡赤水后,抢占娄山关、重夺遵义城,我们都取得了胜利。会理会议后,我们开始担当后卫,阻击尾追之敌。会理会议召开期间,部分红军主力休整,我们红三军团一直在围攻会理城。会理县城分内外两城,城内敌军不仅武器弹药充足,而且还有飞机助战。围攻了7天,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。在敌机炸弹的攻击中,我左眼受伤失明了,至今还有一块小弹片在脑门中间‘安家’。”

  王承登至今还记得,1934年10月的那个夜里,天下着小雨,红三军团来到距于都县城不远的于都河,从浮桥上跨过于都河,经过信丰、大余、广东南雄一路进发。

  面对家乡人的到访,钟珠瑞一边与记者握手一边风趣地说:“当年参加革命,就是把生命交给了党……没想到不仅活下来了,还过了百岁,都是托的福啊!”

  二万五千里长征,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的壮丽史诗,是一部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传奇。伟大长征精神,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,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,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;就是为了救国救民,不怕任何艰难险阻,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;就是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,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;就是顾全大局、严守纪律、紧密团结的精神;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,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
  “长征一路太艰难。我们机枪班有一挺重机枪,扛机枪得5个人:枪架子15公斤,两个人扛;枪身也有15公斤,两个人扛;枪管9公斤,我自己扛。加上手榴弹、子弹、挖工事的铁锹以及行军背包,我负重至少25公斤。”

  “西渡湘江,打得实在是太惨了,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!”朱万陵哽咽地说,他不想回忆这一段,因为当时敌军不断向红军猛攻,不仅前后夹击,还出动了飞机在江面和两岸轰炸、扫射,一个炸弹下来,立马炸飞一片,漂在水里的是浮桥板、红军战士遗体和锅碗瓢盆……”

  1934年初,朱万陵所在的东方军从闽北西返,回到江西境内参加反击战,不久,开始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,但失败了;接着攻打广昌,也失败了。之后,他参加的高虎脑、万年亭、驿前镇战斗都失败了。

  王承登说,他更记得湘江边的枪弹像雨一样不停地下。“身边是敌人的碉堡,天上是敌机不间断地轰炸。为了掩护大部队渡江,我们天还没亮就一直坚守在战斗一线。我们团断后,敌人紧追不舍,机枪班奉命掩护。我们向敌人猛烈扫射,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,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了,我也负了伤。很幸运,最终我还是摆脱了敌人,追上了部队。”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,中央红军血战七天六夜,终于渡过湘江,粉碎了蒋介石“围歼”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。但红军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,由长征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王承登叹息道,他所在部队当时担任的是后卫任务,经过湘江一战,大部分战友都魂落他乡。

  ★朱万陵:1917年8月出生,兴国县方太乡百丈村人,红军失散人员。1929年参加儿童团,1930年担任儿童团团长,1932年1月加入少先队,当年8月和哥哥一起参加兴国模范师;1933年春,成为红三军团六师战士;1934年1月随部队攻取沙县后任班长;1934年10月参加长征;1935年4月,参加贵阳战斗时被敌机炸伤,寄养在老百姓家,与部队失去联系。1938年春,靠沿路帮人打短工回到家乡。

  ★王承登:1914年7月出生,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人,长征老红军。1930年参军,红20军通讯员,红三军团4师12团通讯班班长;1934年10月参加长征,红三军团3师4团12营机枪排班长;抗日战争时期,参加平型关战役等;解放战争期间,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大西南;1949年贵州解放后,转业至地方工作。1980年12月,从贵州回到赣州生活。